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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國家風險四大特點回顧與趨勢展望

來源:中國擬在建項目網    (2020/3/25)
  要點

  1、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向全球擴散、逆全球化勢頭下的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以及民粹主義和治理能力缺失引發國內政治和社會動蕩等風險因素,持續制約中長期的經濟復蘇前景。

  2、以“國家安全”為由拒外資收購于國門之外,已經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維護自身競爭力的一種普遍做法。

  3、一些區域大國紛紛推出自己版本的基礎設施建設或者經濟援助計劃,以期制衡“一帶一路”,甚至試圖成為“一帶一路”的替代解決方案。

  4、除新冠疫情以外,其他一些可能導致全球經濟下行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依然較為突出。發達經濟體核心通脹仍舊低迷,就業狀況及實際工資水平處于歷史高位但仍未有效提振經濟復蘇,更體現了發達經濟體增長動能持續疲弱。

  正文

  2019年,全球國家風險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有所加劇,美國增長高位滑落,歐元區增長則普遍缺乏動能,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等因素影響新興國家經濟表現;

  第二,全球多國提升了外國資金進入的門檻和難度,以美國、歐盟國家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進一步抬高了外資進入高端制造業的門檻,而資源型國家則加大了對礦產、石油等戰略性資源的控制;

  第三,“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南亞、非洲和歐洲均面臨一定競爭,但仍是最受歡迎的國際合作發展計劃;

  最后,爆發在全球多國的社會動蕩成為威脅政府穩定的隱患。

  展望未來,全球國家風險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首先,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諸多挑戰,2020年初宏觀經濟失常惡化的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趨于穩定,而且對全球增長貢獻主要力量的高增長新興經濟體勢頭仍將基本延續。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向全球擴散、逆全球化勢頭下的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以及民粹主義和治理能力缺失引發國內政治和社會動蕩等風險因素,持續制約中長期的經濟復蘇前景;

  第二,雖然美國與中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國達成了貿易協議,但未來仍存在重新挑起貿易摩擦的可能;另外,跨國企業面臨的氣候風險將持續增大,不僅體現在自然災害相關損失上,更包括企業因對自然災害或環境污染負有責任而引發的企業社會責任;

  最后,由于主要產油國的減產計劃很可能難達預期效果,國際油價在短期內無法出現實質性、可持續的回升。

  一、國家風險最新特點回顧

  (一)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有所加劇

  2019年全球經濟放緩有所加劇,廣泛的貿易摩擦不確定性打擊實體經濟和金融資本信心,發達經濟體外部需求提振乏力,大宗商品市場持續低迷等,是全球所有國家共同面臨的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基礎上,個別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失穩因素進一步鑄成2019年增長放緩加速。

  衰退威脅下,發達國家央行紛紛重啟寬松,新興經濟體亦普遍跟隨降息,全球更為寬松的貨幣環境為經濟回暖創造了條件。同時,近期宏觀經濟失常惡化的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趨于穩定,而且對全球增長貢獻主要力量的高增長新興經濟體勢頭仍將基本延續。

  1.美國經濟高位滑落

  美國經濟從2019年二季度開始平穩下行,減稅等財政刺激政策所釋放的增長動能邊際減弱、與多國貿易摩擦對企業信心的沖擊是導致放緩的主要原因。在減稅刺激效應下,美國2018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長強勁,第四季度雖季節性放緩,但同比增速較過去三年仍處于相對強勁水平。良好的增長態勢在2019年第一季度得以延續,消費、投資、凈出口和政府支出均穩定增長。然而,自第二季度起投資與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開始持續為負,3月美國10年期和2年期國債收益率利差倒掛,為2007年6月以來首次,這通常被看成是衰退的信號。從主要的經濟指標看,2019年四個季度的GDP環比折年率分別為3.1%、2.0%、2.1%和2.1%,三季度GDP同比增速2.07%,低于去年同期1.06個百分點。2019年8-12月美國制造業PMI一直處于榮枯線下方,12月47.8的值為2009年7月以來的最低水平;非制造業PMI自9月以來雖也震蕩下降,但仍處于榮枯線上方。第四季度末美國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由三季度末的93.2上升至99.3。相對景氣的服務業以及消費的穩定表現支撐下,美國經濟雖呈現高位滑落趨勢但并未陷入衰退。

  2.歐元區經濟增長缺乏動能

  “內憂外患”下歐元區經濟增長動能疲弱,2019年增速持續低于預期。歐元區經濟復蘇進程在經歷2017年的觸頂后一路下行,2018年第四季度以來放緩態勢加劇。從歐盟統計局發布的季度數據來看,2019年四個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別為1.4%、1.2%、1.2%和0.9%,全面低于2018年的2.6%、2.2%、1.6%和1.2%;四個季度GDP環比折年率分別為1.8%、0.6%、1.1%和0.2%,反映了經濟進一步放緩的疲弱態勢。內外部兩方面因素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外部來看,全球經濟同步走弱、歐美和中美等貿易摩擦升級沖擊制造業和出口活動,尤其是中國需求減少和美國加征來自歐洲耐用品進口關稅對歐洲汽車產業帶來的打擊。制造業PMI自2019年2月跌破榮枯線,并持續震蕩萎縮;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已連續五個季度為負值。內部來看,一方面歐盟2018年11月出臺的汽車排放新標準影響了德國等汽車生產國的產出,9月德國制造業PMI一度跌至41.7的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另一方面,英國脫歐變為“拖歐”的持續不確定性打壓企業的投資信心和積極性,投資增長動能疲弱。

  3.新興經濟體增長整體放緩

  2019年新興經濟體增長整體放緩,其中頹勢最為明顯經濟體的困境主要源于自身特有因素、異常風險以及結構性放緩這三大國內原因。現階段,新興經濟體普遍具有經濟外部依賴性和脆弱性較高的特點,較為依賴外部需求、外國投資和外部資金。全球整體以及大國經濟增長疲弱、需求放緩,加上大宗商品價格低迷,沖擊了外向型國家的對外貿易。地緣政治風險、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影響外國直接投資信心。2019年,IMF預測新興經濟體整體增速下降0.8個百分點至3.7%。除外部環境不樂觀、中國和歐洲需求下降,從而導致東亞、中東歐國家增長不及預期外,新興經濟體整體表現不佳主要源于因國內因素影響經濟陷入困境的幾個國家。

  (二)多國提高外資投資戰略性產業的門檻

  1.發達國家進一步抬高外資進入門檻

  在發達國家,投資門檻的提升主要體現在外資審查的趨嚴。隨著全球科技大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越來越多的行業被界定為國家和經濟安全的重點審查行業。以“國家安全”為由拒外資收購于國門之外,已經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維護自身競爭力的一種普遍做法。

  2018年11月,美國財政部發布《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對外來投資進行審核的權利進一步被擴大,只要企業涉及與27個行業相關的關鍵技術設計、測試或開發,都必須接受國家安全強制審查評估(此前均為自愿性質),否則可能面臨最高與擬定交易金額相同的罰金。新規涉及的行業涵蓋了半導體、電信和國防等,未來落在CFIUS審查范圍內的交易數量可能達到空前水平,相應的處罰力度也會大幅提升。新規自2018年11月10起實施,試行約15個月后將會出臺永久性條例。《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的頒布,是美國進一步收緊外國投資審查意圖的體現。鑒于新規將被寫進法律,可以料定跨國企業未來在美國高科技、高端制造業等領域的投資將面臨更大的阻力。

  過去一年間,歐盟做出了一系列針對外國,特別是美國、中國投資的動作:2018年12月19日德國政府討論通過《對外貿易條例》修正案,將歐盟以外國家外資并購德企的審查門檻從目前的25%股權下調至10%;2019年2月,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歐盟政策的主導國提出了一項新的倡議,即通過合并企業建立歐洲工業“冠軍”,以面對中美企業的競爭;3月5日歐盟通過了新的外國投資篩選機制,歐盟委員會和各成員國將就對成員國關鍵產業構成威脅的外來投資提出意見,但投資東道國擁有最終決定權。種種跡象均預示著,未來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對來自非歐盟成員國投資的審查將進一步趨嚴,其引以為傲的高端制造業尤甚。

  2.資源型國家加大了核心資源的控制

  在一些資源型國家,投資門檻的提高體現為東道國政府加大對核心資源的控制。2014年大宗商品價格進入下行周期以來,全球多個資源型國家出口收入大幅縮水。為了在有限的收入中分得更大一杯羹,多個國家政府出臺新政,或限制跨國企業在核心資源領域的投資,或提升資源使用稅率。

  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2019年初執政以來,一直在尋找方法來扭轉前任政府提出并開始執行的能源改革,認為這一改革削弱了國家對核心資源的掌控力度。為此,奧夫拉多爾賦予國家石油公司Pemex更大的權力,對包括外資在內的私人投資加以限制。例如,2019年,墨西哥政府曾經迫使7家私營能源公司重簽其與前任政府簽訂的天然氣管道合同,理由是成本過高,新的協議將使這些公司的利潤減少30%,但將為政府節省45億美元的資金。2020年初,奧夫拉多爾表態將不會重啟石油和天然氣區塊拍賣,理由是上任政府期間簽訂的外資合同并未能對墨西哥經濟并做出足夠的貢獻。

  尼日利亞是非洲最大的產油國,在石油價格整體低迷,非深水項目產出下降的背景下,尼日利亞急需進一步提升深水項目收入,用以彌補財政收入的缺口。2019年11月,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簽署了一項新的法律,對1993年頒布的《深海和內陸盆地產量分成合同法》進行了修訂,規定所有200米以上水深的項目不僅要繳納10%的基礎費率,當油價位于20-60美元/桶之間時還需另繳納2.5%的特許權使用費;當油價升至60美元-100美元/桶之間時,額外的特許權使用費則漲至4%。修訂后的法律還為投資成本收回設定了上限,并且規定政府有權每隔五年對特許權使用費和產量分成合同進行重審。據估算,新的法律有望在短短兩年之內給尼日利亞政府帶來15億美元的收入。

  (三)“一帶一路”面臨區域性競爭

  2019年距離“一帶一路”構想的最初提出已經過去6年,在這期間,“一帶一路”覆蓋地域不斷擴大,優質項目層出不窮。作為能夠切實解決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迫切需求的綜合性基建解決方案,“一帶一路”收獲了全球大多數國家的歡迎和支持。從埃塞俄比亞到老撾,從巴基斯坦到烏拉圭,大量優質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項目生根落地,極大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其中一些國家也期望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積極將本國的經濟發展計劃與“一帶一路”對接,以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例如,2019年9月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訪華時表示,希望加深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經濟戰略與“一帶一路”的協同和連接;再如,2019年10月菲律賓政府表示,由于“一帶一路”與杜特爾特政府計劃相吻合,菲律賓希望能夠抓住各種機會,將其“大建特建”(BBB)基礎設施建設計劃與“一帶一路”相結合。

  然而,我們也需要客觀地看到,“一帶一路”覆蓋國別無可避免地與一些區域大國的所謂“傳統勢力范圍”相重合,“一帶一路”聲望的提升也引起了這些國家的警惕,甚至焦慮。一些區域大國紛紛推出自己版本的基礎設施建設或者經濟援助計劃,以期制衡“一帶一路”,甚至試圖成為“一帶一路”的替代解決方案。

  1.東南亞地區群雄逐鹿

  東南亞地區是“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也是基建投資兵家必爭之地。據亞洲開發銀行估算,到2030年前東南亞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為2.76萬億美元,投資潛力巨大。為了與“一帶一路”競爭,美國于2018年底成立了“國際發展金融公司”,用于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基礎設施相關投資,總規模達600億美元。其工作內容之一便是聯合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歐盟在東南亞地區進行基建投資。相應地,美國政府已經開始為東南亞大型項目提供咨詢、風險評估和項目可行性性分析。據稱美國官員曾經協助緬甸政府調整中緬“皎漂深水港”項目中股比的工作,調整后中方股份最終從85%降至70%。

  無獨有偶,作為更早進入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強國,日本也加大了對該區域的關注力度。2019年12月,日本承諾將通過公共和私人機構在未來對東盟成員國投資30億美元,以支持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性別平等和環境保護。日本參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建設更早,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發展模式也較為認可。此次提出的30億美元投資承諾彰顯其對東盟地區的重視程度。日本政府正在嘗試將其在東盟的投資包裝成“一帶一路”的替代解決方案。

  2.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地區實施制衡性投資策略

  在太平洋地區,澳大利亞加大了投資和援助力度。目前,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瓦努阿圖,以及部分密克羅西亞和波利尼西亞國家已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受此帶動,中國與太平洋地區的經貿往來不斷加深。2018年,中國超過澳大利亞成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礦產和油氣的最大出口目的地。2012年至2018年,中國在巴累計投資47.8億美元;2009-2014年,中國在斐濟累計投資2.7億美元。2011-2018年,中國對斐濟的經濟援助達3.4億美元。

  歷史上,澳大利亞是太平洋島嶼國家的主要投資國和援助國,也將其視為施加地緣影響力的“后花園”,因此對“一帶一路”的存在深感焦慮,實施了一系列制衡性投資計劃。2018年下半年,澳大利亞、日本,以及美國聯合向巴布亞新幾內亞提供12億美元用于升級該國的電網系統,以對抗中國電信業巨頭華為鋪裝3390英里海底電纜以連接巴布亞新幾內亞外島的投資計劃;2018年11月,澳大利亞宣布了價值21.4億美元的投資計劃,用于幫助太平洋島嶼國家建設交通、能源、通信和水利項目基礎設施;2019年末,澳大利亞政府宣布將向巴布亞新幾內亞政府提供3億美元優惠貸款,用于支持后者的政府預算,以及經濟和財政改革計劃。

  3.印度的競爭性投資戰略升溫加碼

  在南亞,印度試圖保持區域影響力。作為南亞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印度針對周邊國家有著自身的區域性戰略,例如“香料之路計劃”和“季風計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視“一帶一路”為競爭對手。2019年5月,莫迪成功連任印度總理,保持區域影響力成為新一屆印度政府的工作重心。6月,莫迪連任后出訪第一站選在馬爾代夫,加深兩國海上合作將在莫迪的第二個任期內獲得較高的優先級;隨后,莫迪造訪斯里蘭卡。2009年內戰結束后,斯里蘭卡長期需要大量外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并有意制造中印競爭投資項目的局面以獲得最大利益,許多中國和印度投資的項目甚至比肩而立。在科倫坡港,中方投資5億美元建設了科倫坡國際集裝箱碼頭,印度、日本與斯里蘭卡港口管理局成立的合資公司則在同一港口建立了科倫坡東集裝箱碼頭;2019年8月,莫迪訪問不丹為芒德河水電站揭幕。印度投資6.24億美元用于該電站建設并承諾購買電站的冗余電力。水電在未來也將是印度和不丹之間合作的重點領域。

  4.非洲和歐洲競爭日趨激烈

  在非洲和歐洲,“一帶一路”也面臨日趨激烈的競爭。2019年9月,日本和歐盟簽署協議,將在巴爾干半島、東歐、中歐和非洲等地展開交通運輸、能源和數字項目基礎設施開發方面的合作;俄羅斯在非洲地區擴大影響力的努力已有兩年有余,但更多止步于雙邊合作。2019年10月,首屆俄羅斯—非洲峰會在莫斯科召開,俄羅斯試圖將此次峰會打造成加深其與非洲國家經濟和政治合作的平臺。然而受制于財力制約,俄羅斯與非洲的合作將更多圍繞安全和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展開。

  5.“一帶一路”依然是目前全球最受歡迎的國際合作發展計劃

  從投資規模、人力資源,以及投資靈活性角度判斷,我們認為“一帶一路”依然是目前全球最受歡迎的國際合作發展計劃,上述提到的他國投資與援助方案的影響力有限,無法從根本上撼動“一帶一路”的全球地位。例如,在2018年印度的8.45億美元對外援助款中,馬爾代夫僅分得1900萬美元。反觀2014-2018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已向馬爾代夫累計提供3.73億美元優惠貸款。然而,從上述分析也不難看出,未來“一帶一路”在沿線國家的推進,也必將伴隨著國際地緣政治博弈所帶來的競爭或者阻撓。項目東道國政府出于平衡的目的,將在中國和傳統勢力之間做出選擇,從而在客觀上加劇市場競爭,增大我國企業的投資難度。

  (四)社會動蕩成為威脅政府或政策穩定性的隱患

  在傳統意義上,罷工、游行、抗議示威歷來是跨國投資者需要注意防范的常見海外投資風險之一。“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社會環境復雜、公共治安較差的國家,更此類是社會風險的高發地區。與以往相比,2019年各地區的抗議示威活動爆發更為頻繁,且間隔時間極短,呈現出較強的傳播性;另外,多國的群體性事件持續時間之長,已超出過往記錄。

  1.生活水平下降成為最為普遍的誘因

  在伊朗,飽受制裁之苦的伊朗民眾因汽油價格上調而發起示威,全國28個省份、100多個城市、1000多個地點均出現了抗議示威活動,參與人數達87400人,其中包括5200名女性示威者;在印度,大量民眾因洋蔥價格飛漲而走上街頭。洋蔥作為制作咖喱的主要原料,價格波動具有極強的社會敏感性;在海地,民眾因燃油價格上漲而爆發騷亂,抗議總統莫伊茲的政府,大量商鋪遭到洗劫;在智利,一場由大學生針對地鐵票價上漲的不滿最終演變成為全國性抗議示威;在法國,“黃馬甲”活動持續一年有余,這場由燃油征稅的決定引起的示威活動,最終演變成針對貧富差距、環境保護等更為廣泛社會現象的全民性運動。

  2.腐敗等結構性問題危及政府穩定性

  在埃及,一名流亡西班牙的埃及商人所泄露的頻視頻指控總統塞西生活奢侈,眾多仍生活在基本生存線之下的埃及民眾發起了為期數天的抗議要求塞西下臺。未經批準的抗議示威活動在2013年塞爾西執政后極為罕見;在伊拉克,主要城市的民眾因政府官員腐敗、失業率奇高等問題長期無法得到重視而舉行游行示威,暴力沖突共導致數百人傷亡。在黎巴嫩,民眾對該國淪為全球負債率最高的國家,與此同時政府中飽私囊的不滿突破了極限,全國的基督徒、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德魯茲人等族群聯合展開街頭抗議要求總理下臺,這在民族宗教斗爭激烈的黎巴嫩極為罕見。

  3.貧富差距與經濟邊緣化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

  “不患寡而患不均”,大規模群眾抗議示威還可能因收入差距,經濟邊緣化而引起。由埃塞俄比亞的奧羅莫和阿姆哈拉人,以及喀麥隆的英語區民眾發起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因生活水平低下、經濟邊緣化和政治排斥而起;在蘇丹,最終導致總統下臺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也與經濟困境、極度貧困、財富創造和政治影響中的機遇不均等有密切關聯;即便在非洲經濟最為多元化的國家南非,常年的社會不平等、生活水平低下、腐敗橫行也引發了大規模反政府游行示威。

  4.暴力性群體事件威脅海外投資安全

  綜上,在全球經濟復蘇依舊乏力的大背景下,腐敗盛行、貧富差距擴大、失業率上升(特別是青年群體)等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極易成為矛盾的焦點,任何一個看似微小的“導火索”都可能引燃民眾情緒。我們觀察到,在許多爆發反政府示威的國家,政府被認為是滿足自身利益的機構,不愿,或無能力解決經濟困難、族群矛盾、貪污腐敗等棘手的問題,而其任何試圖維持現狀的行為會被民眾,特別是青年群體視為不作為、敷衍的表現,從而招致更強烈的民怨,導致由單一事件引發的小規模抗議示威失控發酵,最終演變為群體性騷亂事件。對于跨國投資企業來說,群體性事件所蘊含的最大風險在于在外國公司和個人容易成為被暴亂群體利用以制造影響力,或單純遷怒的對象,針對他們的搶劫、綁架、勒索、破壞等犯罪活動存在升級的可能,導致企業雇員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企業經營難以為繼。另外,若群體性事件導致政府更迭(如黎巴嫩和伊拉克),跨國企業與前任政府簽訂的項目合同可能面臨重審、擱置,甚至取消的風險。

  二、全球國家風險趨勢展望

  (一)2020年經濟增長仍面臨諸多挑戰

  2020年初宏觀經濟失常惡化的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趨于穩定,而且對全球增長貢獻主要力量的高增長新興經濟體勢頭仍將基本延續。有利的寬松政策環境,加上新興市場國家特有拖累因素的負面沖擊逐漸減弱,有望推動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弱勢回升。此外,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簽署使貿易緊張局勢有所緩解,并且預計在年底的大選前美國對外再次達成貿易協定的可能性較低,因此貿易摩擦暫緩態勢有望在這一期間延續,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復蘇帶來積極影響。

  具體來看,發達經濟體方面,美國經濟平穩下行,消費和勞動力市場的良好表現仍可對增長構成支撐,中美貿易協定也將帶產生積極效應,共同推動美國經濟免于陷入衰退;歐元區和日本經濟持續增長疲弱態勢,歐元區經濟在外部環境改善和英國實現有協議脫歐背景下呈現出探底企穩態勢,日本經濟在消費稅上調沖擊下預計將進一步放緩,但公共部門債務以國內債權人為主賦予了政府通過公共支出刺激經濟的空間和能力。新興經濟體方面,俄羅斯、印度、阿根廷、伊朗等國的異常風險負面沖擊逐漸消減,健康的通脹水平使多數國家都具備進一步降息以刺激經濟的空間,貿易局勢暫緩也利于推動東南亞、中東歐等地區的制造業外向型經濟體的外部需求改善。

  然而,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向全球擴散,打亂了全球經濟的復蘇節奏。目前,疫情已擴散至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韓國、日本、意大利、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重要經濟體。從需求端看,中國和發達經濟體同時遭受疫情沖擊,將導致全球需求萎縮。從供給端看,中國是全球產品出口大國,包括很多其他國家開展生產活動所必需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此前,在中國疫情處于快速發展時期,疫情管控導致的國內停工停產沖擊了全球供應鏈網絡。發達國家是全球高科技產品的重要出口國,當前海外疫情快速發展的影響也將通過貿易和產業鏈向其他國家進行傳導。全球貿易鏈條的緊密性意味著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會因某一國家疫情逐漸進入平穩期而消失,因此,本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沖擊程度可能較為嚴重。從領先指標PMI上看,在2月份疫情尚未向全球擴散的情況下,全球PMI已創近10年來的新低。隨著國際疫情的加重,未來全球PMI及世界經濟增速可能將進一步走低。近期,為應對疫情等影響,美聯儲在非議息會議上意外宣布大幅降息50個基點,此次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操作或折射出疫情對經濟沖擊的等級。

  除新冠疫情以外,其他一些可能導致全球經濟下行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依然較為突出。發達經濟體核心通脹仍舊低迷,就業狀況及實際工資水平處于歷史高位但仍未有效提振經濟復蘇,更體現了發達經濟體增長動能持續疲弱。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外需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普遍經濟外向性較強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復蘇步伐,而結構脆弱性也使其始終較難抵御異常風險和宏觀政策失誤等內外部的沖擊。與此同時,逆全球化勢頭下的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以及民粹主義和治理能力缺失引發國內政治和社會動蕩等風險因素,持續制約中長期的經濟復蘇前景。

  (二)美國將繼續頻頻展開攻擊性貿易動作

  隨著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的最終批準,以及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達成,美國總統特朗普顯然已把完成貿易協議作為2020年大選之前的關鍵目標。一旦第一階段協議達成,很可能會在2020年保持不變,但是雙方在協議解釋方面存在分歧,甚至發生潛在的小規模摩擦升級(例如有限地重新引入關稅)仍存在可能性。然而,由于特朗普希望將中美貿易協定的達成作為其在2020年11月份大選中獲勝的關鍵政績,因此任何升級都將十分克制,不至于完全顛覆已簽署的協定。

  同時,美歐貿易談判將因農產品分歧而停滯不前,美國將對歐洲商品加征更多關稅。美國擁有眾多潛在的施加關稅的理由,例如法國的數字服務稅或美國汽車進口的國家安全問題等。但與中美貿易摩擦相比,其對歐洲的新貿易攻擊的范圍和規模仍將很小。

  (三)跨國企業面臨的氣候風險將有所增大

  到2020年,企業和政府將越來越多地面臨氣候風險所帶來的挑戰,這既包括商業基礎設施因極端天氣遭到破壞的風險,也包括企業因對自然災害或環境污染負有責任而引發的企業社會責任。影響未來公司利潤和增長的另一個風險可能來自化石燃料使用的減少,因為各界向可再生能源的轉換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另外電動汽車的普及也在擴大,這些共同作用最終可能導致在未來20年內某個時刻的石油需求達到峰值。

  根據《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制定的國家計劃和目標的進展將在2020年受到首次檢驗,但效果很可能難達預期,因此氣候變化問題會重新引起國際關注。另外,2020年也很可能標志著美國正式退出該協定。雖然許多國家將無法達成協議制定的氣候目標,然而,各國公民的環保積極性將有所提升,將有更多人提出法律訴訟以推動政府修改氣候政策。政府領導人將越來越被驅使著更加認真地思考行為和經濟計算方式的改變。此外,更多的社會活動家和環保組織還將在法律上挑戰高污染的能源公司。

  2020年,氣候風險將更一致地被納入信貸決策和資本市場的定價中。隨著環境政策的變化以及來自司法的挑戰開始影響對傳統燃煤電站的依賴,尤其是在歐洲,跨國能源公司將不得不重新評估未來的投資決策。新的歐洲委員會將從2020年開始優先考慮采取激進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以尋求刺激歐洲不振的經濟,并維持歐洲作為全球氣候措施標準制定者的地位。

  (四)國際油價難以出現可持續性的回升

  2019年12月6日,歐佩克+組織宣布將在2020年第一季度每天額外削減50萬桶的產量,超出此前的預期。歐佩克+組織同時同意將凝析氣從非成員國的減產目標中移除,這一決定使俄羅斯大受裨益。從表面上看,這一削減幅度將足以大大緩解預計在2020年初出現的石油生產過剩局面,會消除市場對新的一年價格可能下跌的擔憂。但是,最終結果和長期市場影響很可能不及預期。

  沙特阿拉伯將其生產配額下調了16.7萬桶/日,并承諾如果其他國家遵守約定,將自愿將其配額保持在低于該目標40萬桶/日的水平。這雖然是真正的額外削減,比2019年11月減少了30萬桶/日,但僅比2019年1月至9月的平均產量水平低了約10萬桶/日。科威特和阿聯酋也可能會遵守承諾。然而,凝析氣被排除在俄羅斯減產指標之外對其十分有利,單憑此舉就可能使俄羅斯當前產量符合削減標準,因此不會進行額外的削減。另外考慮到尼日利亞和伊拉克歷來缺乏信譽,最終有效的削減幅度可能會僅停留在20萬桶/天,這將導致世界石油市場的庫存在2020年一季度上升。一旦一些成員國暗自違反減產協定的效果變得明顯,很可能招致其他成員國不滿,導致整體減產目標受累。在這樣的背景下,2020年布倫特原油價格升至每桶65美元以上,或西德克薩斯中質油每桶突破60美元并長期保持將變得十分困難。

  來源:走出去服務港/中債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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